小额债券一经推出，各大报纸便立即跟进，用大幅版面介绍起债券的好处。在编辑笔下，这次发行的国债成为北伐胜负的关键。蒙正发声称，购买债券就是忠君爱国。同理，若是手里有闲钱而不买，自然就是不忠不义的小人。巩焴则盛赞天子仁义。朝廷有北伐大义，明明可以用税捐摊派的方式收钱，搞出类似三饷的东西——名字都是现成的，就叫“北伐饷”。然而天子偏偏以借款的方式筹钱，可见天子心怀天下，不愿多拿百姓一分一毫。至于利息高达一分半，那就更不用说了，这哪里是搜刮，这简直是给老百姓送钱啊。巩焴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国有战事，朝廷非但不加税，反而给百姓送钱，古往今来，闻所未闻。”《广州消息》则相对理性一些，建议百姓最好购买五年期国债。因为王师要在年后才会北上，从登陆到歼灭鞑子主力，还有很多仗要打。至于攻破京城，至少要到国朝二十二年。从国情报告可以看出，在朝廷不加税的情况下，田赋增长很缓慢。商税增长虽快，然而开战后军费开支也大，朝廷一边打仗一边偿还国债，压力会很大。而且如果直接购买五年期国债，十两银子在五年后会变成十七两半，比买一年期多赚很多利息。显然，购买五年期比购买一年期国债更加“双赢”。屈大均的说法立即引起热议，很多人开始盘算这笔国债到期后，朝廷会怎么还钱。在假设朝廷不会赖账的前提下，显然五年后还钱对老百姓更有利。毕竟战时朝廷肯定不宽裕，想要保住信用，多半要多征税。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买一年期国债，一年后就会多缴税。如果大家都买五年……朝廷也会多征税，不过到时是面向全国加征，而不是只在广东一省。这种说法流行一时，好几家报纸都响应《广州消息》的号召，建议大家尽量购买五年国债。不过朱由榔很快站出来澄清，称五年国债更好的说法没有根据。他列举近几年商税和关税的增长情况，坚称朝廷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还不起钱。大家购买五年期国债，朝廷当然欢迎，购买一年期，朝廷也不会嫌弃半分。朱由榔还文章中明言，如果一年后钱粮确实紧张，他会再度增发国债，以新债偿还旧债。总而言之，朝廷的手段很多，任何时候都有能力还钱，绝不会赖任何一次账。豪商们早就知道，这个皇帝很喜欢用新债偿还旧债，等于变相展期。他们断定，一年后皇帝肯定会用各种理由继续发债。自从皇帝发明“国债”这两个字以来，债务总量只有增加，从来没有减少的时候。不过话说回来，正如文章里所说，朝廷连一文钱都没有抵赖过。朱由榔满以为这篇文章会打消疑虑，没想到，效果恰恰相反。老百姓们忽略了前面列举的好消息，特别关注“新债偿还旧债”这几个字。一个匿名者在报纸上大声疾呼，为了北伐，皇帝竟被债务缠身，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困境，这是大明之耻。那个匿名者自称要购买三千两债券，然后立马烧掉，又号召所有人一定要购买五年期国债，绝不能让皇帝为难。一时间，买国债来烧竟然成为不少人沽名钓誉的工具，有好几个书生甚至在铸铁广场当众焚烧，以示绝不会取回本金之心。朱由榔得知此事后，以最快的速度颁布一项律法，禁止任何人当众焚烧纸钞或者债券。否则，将会遭受十五天至三个月的牢狱之灾。屈大均很快领会天子意图，在报纸上痛骂焚烧债券之徒——“君不闻子贡赎人之典故乎”？……经过长达三个月的乱象，广州府的老百姓忽然惊讶地发现，之前节节攀升的物价居然被遏制住了。粮食、砂糖、肉食、米酒……很多日常所需的东西都没有再涨价，反而有回落的趋势。这个现象让很多手里还有闲钱，却犹豫不决的人下定决心购买国债。发工钱的日子，大量工人拿出大半薪水前往银行求购债券，因为他们发现，购买国债可以缩短积攒购房首付的时间……永历二十年临近除夕的时候，朱由榔宣布目标已经达成。在加息和发售国债的双重政策下，大量现钞和现银回到朝廷手里。朝廷增加了三百多万债务，也增加了三百多万可灵活调度的现钱，一来一回，代价只是每年一分多利息而已。由于没有大幅减少军需订单，工人的工钱没有下跌。这正是朱由榔想要的结果：维持百姓的收入，同时抑制经济过热，降低风险。在这段时间里，朱由榔还给央行和户部定下一条新的规矩，广东每年的通胀不允许超过两成。通胀率需要记录数十种商品价格，再经过复杂的计算得出。如果得出的结果是负数，则代表发生了通缩。朱由榔在年终会议上提醒众臣，通胀率固然不允许太高，也不能太低，特别要警惕通缩。通缩代表老百姓手里已经没有钱了，很多行商、店铺会没法做生意，工厂也会因为没有订单而亏损。如果通缩持续得太久，很多工厂甚至会破产。所以，当通缩发生，就要考虑降息，让商业银行多借一点钱给老板们。如果通缩很严重，则要在证券交易所回收债券，提前还钱给百姓。郭之奇、朱慈煊、姚启圣等人听完一连串要求，不禁心生感慨，经济这玩意太难伺候了。太火不行，太冷不行。通胀太高不行，太低也不行。“那是自然。”朱由榔在最后这样说道：“两广、云南、四川、宝岛，加起来不过四省之力而已。我们要凭这一点点地方，数百万子民，维持几十万大军。如果按照满清的做法，老老实实搜刮田赋，仗还怎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