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建封国的事暂时不敢提了，北伐之议也暂时搁置，那么朝廷理所当然要休养生息，要恢复国力，只是国策应该怎么走，是集中财赋于中央，继续增赋加税，以加强王国之利，还是让利于民，轻赋薄徭，让中土之民安居乐业？

这两种不同的国策走向涉及到“集权”和“分封”之争，中央和地方之争，中央若想阻止“分封”就必须遏制地方势力的发展唯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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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尖锐矛盾下，虽然中土之民至今还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并没有享受到中土统一给他们带来的任何好处，尤其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此起彼伏的叛乱和国民不堪重负有直接关系，但中央以北部疆域面临匈奴人入侵重压，南北战争中开战在即，中央财政无力支撑为借口，坚持增赋加税的财政集中政策，确保中央可以长期有效地遏制地方势力，继而以此来阻止“分封”扩大化，把帝国迅速推向中央集权的轨道。

咸阳为国策走向问题，从五月下一直争执到七月初，持两种治国理念的贵族集团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始皇帝和李斯等坚持“集权”的贵族在廷议上自始至终处于被动，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当前这种政局下，来自关东系的蒙氏等军功豪门和关东博士集团也站在了大秦本土贵族的立场上，也认为大秦应该休养生息，应该轻赋薄徭，利用目下国内外形势渐趋稳定的有利条件，全力以赴恢复国力。

随着时间的延续，地方封王、郡县官长和镇戍统率也逐渐加入到这场国策走向的争论中。无疑，地方官员当然要从地方利益出发，所以他们纷纷举起了“稳定”这杆“大旗”，以国民的困窘为借口，反对中央财政集中，反对中央对国民的横征暴敛，强烈要求中央让利于民，让国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继而赢得稳定和发展的有利局面。

形势对始皇帝和李斯等法家大臣越来越不利，但他们信念坚定，即便面对汹涌澎湃的洪流，也是岿然不动。

然而，中央的任何决策，最终若想得到忠实执行，并实现决策者的最终目的，那就必须赢得整个统治阶层的支持，至少需要赢得统治阶层绝大部分人的支持，假如帝国绝大部分贵族都反对中央的决策，那么决策肯定得不到忠实执行，决策者的目的肯定实现不了，甚至出现与决策者的目的背道而驰的现象，那对中央权威的打击就非常严重了。

七月下，武烈王宝鼎再奏始皇帝，详细阐述休养生息的必要性。

始皇帝和李斯等法家大臣所忧虑的不过是贵族们利用休养生息之策壮大地方势力，继而与中央形成对抗，最终迫使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形成割据自立的事实，导致帝国与中央集权这一基础国策渐行渐远。

宝鼎以当前形势为基础，给始皇帝做了一番预测。

宝鼎过去曾有预测，在帝国统一后的十年内必然爆发南北战争，所以他给了始皇帝五年的准备时间，这样在后五年内，帝国大军可以随时投入到南北战争之中。如今时间过去了三年，但直道修筑没有完成，国内形势尚不稳定，大秦至今没有做好南北战争的准备。

进行南北战争的前提就是国内局势的稳定，中土的统一。相比起来，直道修筑不算什么大事，北疆常备军和预备役加起来有近六十万，只要把部分军队投入到直道建设，就可以大大缩短建设工期和财政支出。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1页/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