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七年六月初八,蜀王李恪上书朝廷,言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请奏重修《氏族志》以定贵贱之分。上甚赞,深以为然,诏告天下将重定《氏族志》以规名份,着蜀王李恪回京主理其事。此诏一出,朝野震动,各门阀世家惶惶不安之余,大多着人奔走于朝堂之间,尤以蜀王之门庭若市为甚,然,自蜀王七月中到京之后,殊不见客,只召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朝廷重臣入府议事,世人皆不明其所以然。
重修《氏族志》正是李贞给李恪所出的主意,这里头牵涉到李唐皇室的面子问题——李唐之真实血统不明,自古以来各家争议极多,有说李唐是胡人归化的,也有说李唐是陇西李氏旁支的,众说纷纭,然而李唐具有鲜卑血统却是不争之事实,不过嘛,李唐皇室却始终自称为陇西李氏,上追始祖为老子李耳。陇西李氏在汉朝时曾出过飞将军李广这等名将,可谓是源远流长之大门阀,在隋初也算是权倾天下的望族之一,可就是这么一个辉煌的门阀,在隋初修订之《氏族志》中仅仅排在可怜的第三等,还被称之为“驼李”,就算李唐已经传承了两代的皇帝,可在那帮子所谓的“士大夫”眼中陇西李氏依旧是不入流的小门阀,一起子山东望族甚至以与李唐皇室联姻为耻,这令李唐皇室极为不满。
山东望族目下其实都是些破败人家,无他,经过隋末的大乱,以往煊赫无比的山东士族大多未能免于贫贱,但它们毕竟都是有数百年历史、声望的大族,所以此时他们的“名”还是“著于州闾”的,在名门的政治特权丧失之后,名声反倒更响了些,这是因为对于很多中小门阀来说,与士族之间的婚媾是炫耀其高贵血统的唯一途径,趁着这些个名门“经济危机”之时,以钱财诱惑名门与己联姻,而与此同时,那帮子士族们又自矜门第,在婚媾过程中大索聘礼财货,因而山东士族间竟成“卖婚”这一风俗。
李世民曾在多种场合下怒斥山东门阀之无耻,可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山东门阀气焰嚣张依旧,而时人依旧以联姻山东望族为荣,便是魏征、房玄龄、李勣这些勋臣们亦是趋之若鹜,可因着这些所谓的望族中饱读诗书者众,在朝野中影响极大,李世民屡次想要下狠手整治,却都因各种原因而不了了之,故此,《氏族志》实为李世民心病之一,这也正是李恪一上书便得到李世民认可的最重要原因之所在。
一本《氏族志》便能改变名门望族妄自尊大的现状?这完全就不可能!至少在李贞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按李贞的想法,真要想改变名门望族妄自尊大的现状,与其在那本狗屁《氏族志》上浪费时间,还不如加紧教化民众,开启民智,读书的人多了,那帮子名门望族所拥有的“知识”便不值钱了,到那时,名门望族凭借着族中“知书达理”者众而建立起来的所谓“名气”自然也就大幅贬值了,收拾起来也就容易得多了不是吗?当然,明白归明白,李贞却不会将这些见解说将出去,他之所以给李恪一伙出这个主意,其用意不过是要造成一个三国鼎立的局面罢了,至于李恪能不能顺利修订《氏族志》、能不能凭着此书再次得到李世民的恩宠,李贞压根儿就不放在心上,这不,趁着李恪回京之际,李贞可是开始了暗中积攒力量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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