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石越等人动辄以“言者无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借口,而皇帝本人对此也颇有兴趣,再去争执,实在不见得能讨得好去。这个道理,便是王安石心里也明白的。加上还有许多读过书,却没有机会做官,或者官职卑微,或者颇受打压,不能对朝政发表意见,心里却老想着“以天下为已任”的士大夫,这时候突然发现报纸这个东西,可以让他们说出心中想说的话来——这一批潜在的支持者的力量,实在也是不可小视的。
在这种情况下,新党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保马法》、《市易法》的制订之中。王安石此时并不知道,王韶已经在西北取得军事上的大胜利。否则的话,他只要把《皇宋出版条例》稍稍牵制一下,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是,此时报捷的使者,依然还在路上。
五月一日,虽然冯京与石越极力反对,《保马法》与《市易法》依然写出草案,上呈皇帝御览,皇帝当天即御批二府三司诸寺监、翰林学士共同讨论。
五月二日,崇政殿,石越上《保马、市易二法情弊札子》,预言保马、市易二法推行后可能出现的弊端,而文彦博、吴充分别上《官不与民争利札子》、《保马法事繁弊多札子》,明确表示反对。
赵顼对于石越反对二法,显得相当的不满,听石越读过札子,沉着脸说道:“石卿,诸事未行,卿岂能未卜先知?莫须有之事,怎么可以用来反对朝廷大事。”
石越早就料到皇帝会不高兴,也并不怎么着急,出列答道:“陛下,臣并不是反对保马法。”
他这话一出,真是满朝哗然,刚才读的札子反对之意非常明显,转口就说自己不是反对保马法,未免过份。冯京等人侧目而视,连王安石都惊诧莫名。马上有御史蠢蠢欲动,想要弹劾石越举止失度,言辞矛盾,失大臣体了。
赵顼也奇道:“你这不是反对,又是什么?”
石越恭身答道:“谋国如对弈,其理相同,未虑胜先虑败。若保马法之利,臣虽愚亦知,然其可能出现的弊端,亦不可不察。臣不是反对保马法,而是希望能谨慎从事。臣列举可能出现的弊病,是希望执政能够三思,想一想施行二法后,可能出现的这些弊端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和取得利益相比,孰轻孰重。万一弊病尽现,而利不能收,又当如何。臣虽然不能未卜先知,但知道用兵与谋国,都要先庙算廷议,趋利避害,庙算之时,害与利等,亦不当实行。现在廷议二法,丞相言其利,微臣言其弊,陛下与诸大臣可以权衡利弊。臣拾遗补缺而已,非敢决断机务也。至于市易法,臣以为有百害而无一利,实不足道。”
他这话说来说去,其实还是反对,不过是说得委婉一点,表明自己并无成见,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
石越虽然表明一个中立的态度,但是文彦博、吴充却没有这么多顾忌,各自出列,断然说道:“臣反对保马、市法二法之意甚明。”二人对石越的委婉颇有不满。
接下来便是王安石新党与文彦博等人唇枪舌剑,新党大谈二法之利国利民,可以为国家省多少开支,可以如何如何方便百姓;旧党则无非君子不言利,为政在清要,二法事繁弊多,说不扰民,是自欺欺人,说到利国,则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双方争执不下,一直争到中午,还有说不完的口水,石越袖手旁观,不发一言,皇帝也难下判断,只好宣布退朝改日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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