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听石越说起当年耶律德光之事,又提及澶州之盟,不由苦笑,自嘲道:“大河以北,辽国的确是轻车熟路。”
“陛下,宋辽之间,实无甚了不起的秘密可言。苏轼的诗词在岳州写就,汴京与中京几乎同时传唱,辽国在大宋,焉能无细作?倒是大宋细作潜入辽国不易。故通商之利,于大宋而言,远胜于弊。臣以为辽主眼下,亦是两难。耶律洪基在位多年,百姓困苦,而耶律浚方一即位,便逢国中大乱。他既要安抚百姓,又要大举用兵,国内用兵,如何去就粮于敌?若与大宋通商,结好盟约,他眼下之利,一则无后顾之忧,二则可使百姓稍得纡缓,减少民怨。但他若能料及长远,则必知此事于辽国,实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总有一日,要逼得他自毁盟约。耶律浚是否答应,还在两可之间。”石越知道辽国与宋朝全面通商,除非宋朝大量购买他们的牛马羊以及药材之类,而且严格控制贵族对于奢侈品的购买,否则辽宋之间的贸易逆差,必然越来越大,辽国主动毁约,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事情。因为当时而言,辽国既便想转变成依附性经济,宋朝也未必有足够的对外购买**来配合,所以贸易逆差的结果,只能是辽国财政的恶化。当然,也未必没有理想上的可能性,比如辽人养绵羊、学会剪羊毛,而大宋的纺织业则以羊毛为主;同时大宋百姓生活水平上涨,大量购买辽国的牲畜,以满足对肉食的需要等等……但目前来看,石越对此基本不抱任何希望。石越毕竟没有同时身配宋辽两国相印。
但在赵顼而言,这位大宋朝的最高统治者,虽然这一两年来对于海外贸易表示了一个支持的态度,并且也享受了相当的好处。但是总的来说,一种思维惯性之下,他对于贸易能给国家带来的利益,却也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因此也实在谈不上什么热情可言。特别是以往与辽、夏、大理的互市,对于大宋来说,与其说是为了赚取利润,倒不如说是为了安抚四夷,换取边境的安宁。象石越这种极富侵略性的主动通商策略,若非是迫于军事、政治上的压力,兼之对于辽国的马匹还有一点兴趣,赵顼几乎不会认为有值得他思考的价值。但此时他却不得不循着石越的思维考虑下去,以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
沉吟许久,赵顼忽然问道:“卿道长远来看,于辽国是一个陷阱,朕未解其意。”
石越不由愕然,他这才反应过来,许多在他看来是常识的东西,赵顼却未必知道。忙解释道:“陛下,以宋辽两国通商的情况来看,陛下以为会是大宋商人挣辽人的钱多,还是辽人挣我大宋的钱多?”
“自是我大宋商人挣得多。”
“正是,而且两国通商规模越大,则我大宋商人挣得就越多。若将从外国购买商品叫进口,卖出商品叫出口,出口多于进口叫顺差,进口多于出口叫逆差的话,那么两国通商规模越大,大宋之贸易顺差则越大,随着这个顺差慢慢扩大积累,辽国的财政必有一日要全面崩溃。”石越不厌其烦的向皇帝解释着一些贸易上必用的名词,“试想,一座普通摆钟卖到辽国,便可以换取十匹马。此外大宋的丝绸绫缎,甚至棉布衣服,还有瓷器,纸张,甚至染料,还有从海外进口来的香料,无一不深得辽人喜爱。果真全面通商,辽国对大宋的贸易逆差,迟早会积累到一个让耶律浚寝食难安的地步。但他若要轻率用兵,则内必招致民怨,外则失信天下。故此,臣说这于辽国,实是一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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