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整个社会呈现的景象是，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萎缩。比如丝织业，官营的三大织造局，每年有十万匹的造解任务，以供上用赏赐。其实负担并不是很大，因为仅苏州一地，每年就能生产过百万匹的丝绸。但即使这样，织造局也很难完成造解任务，有时甚至完成不到一半。与旺盛的民营织造能力，形成了悬殊的对比。

而且与人们日常认知相反的，官营的织造质量，也远远不如民营，以至于每每御用之物，尽数委托民间。不敢自己动手。

再比如官营织染局，在成弘以后，就逐渐衰落了，其规模不要说与芜湖相比，就是比起江浙一带的私营染织场，也是远远不如；还有制瓷业，民窑发展的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器皿二百多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景德镇的民窑的窑身和每窑产量要比官窑大三四倍。

沈默做过统计，嘉靖四十三年，景德镇的三千座窑中，官窑仅有百余座。崔周陈吴四家民窑的产品畅销中外，质量更是远远超过官窑。

甚至连历朝历代严格控制的采矿业，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的看来，明代的矿禁政策，并不是很严厉，除金银外，很早就开放民营；官矿官冶虽有起伏，但宣德以后，总是下降的趋势，正德以后更是迅速衰落。以至大面积停闭。大约只有云南等少数省份的官矿，仍然坚持运营，但也没什么大出息了。

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如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之类的私营大钢场，仅芜湖一地就有十几家，每一家都生意兴隆，负担着全国半数的钢铁供应。

就是禁止民间开采金银矿，也造成了一纸空文，因为矿区大都在深山之中。想禁止盗挖几乎不可能。事实上，盗矿之事，遍及各省。他们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则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矿场，有的更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比如衢州矿乱，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这种例子并不罕见，在广东四川云贵等地，比浙江还要厉害得多。

最后，连几千年来，都被当成重要财政来源的食盐业，也愈发失去原本的作用。因为作为朝廷的征税对象，官盐的价格太高，销量日益萎缩，导致征税面日益狭窄，当然税收也相应减少了。这是因为私盐的冲击，盐商靠私盐买卖谋取暴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十八亿斤，而官盐固定行销量只有五亿斤左右，食盐市场的七成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

嘉靖以来，朝廷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人不能拿盐当饭吃，食盐市场终究有限，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朝廷的种种努力无不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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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切变化的产生，都跟沈默没什么关系，如果硬要说扯上，顶多也就是加速了其发展而已。可以说大明到了嘉靖末年，作为皇室和朝廷用度来源的官营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完全被民营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

可悲的是，蓬勃发展的私营经济，并不能为大明带来多少财政收入，因为与宋朝每五抽一的税率相比，明朝的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的商税实在太低；更无奈的是，即便如此之低的税收。偷税漏税行为也是到了明目张胆，猖獗已极的地步，可以说朝廷能从中获得的利益少之又少，大量的巨额财富流到那些豪门大族缙绅富商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