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焯回乡后集中精力讲授和著述经书，教授弟子，于三年前去世。刘炫则穷困潦倒，孤苦无依，据说已经被他的一些揭竿而起的门生弟子接到了叛军队伍里。

山东大儒刘焯、刘炫的悲惨命运，和中土儒学的式微有着直接关系。

自魏晋以来，玄学日盛。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又相继兴起，导致汉家儒学一度衰微。

儒学在这段艰难时间内，主要靠江左的南朝支撑，而北朝仅靠王氏、崔氏等大世家勉强维持。鲜卑人拓跋氏统一黄河流域建立魏国之后，中土南北对峙，局势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北朝为实现统一大业，则力推汉化之策，于是黄河流域的大世家们开始重视儒学教育，就是从“私学”向“官学”转化。

门阀世家把持着经学，“私学”教育成为门阀世家代代传承的纽带，成为门阀士族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基础，所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手段之一。“私学”转为“官学”，门阀士族的利益岂不受到了损失？但这个利益损失，相比门阀士族利用“汉化”政策所获得的巨大收益，那就不值一提了。

推行汉化之策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儒学教育，就是让鲜卑人接受汉族文化。

在鲜卑汉化贵族的坚持下，中土北方儒学开始了艰难的复兴之路。这个阻力有来自鲜卑等虏姓贵族，有来自佛道两教，也有来自某些思想保守、眼光狭隘、目光短浅、贪图眼前小利的汉姓门阀士族，但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寒门贵族在这一轮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得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于是儒学复兴就成为一股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

当时有名臣颜之推，自南朝而进入北朝的儒学名士，他在临死之前就告诫自己的后人，“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要求子孙后代务必学习、继承和推广儒学。也就从这一时期始，凡仕宦之族，缙绅之家，无不互相仿效，督课子孙，授以儒业，北方鲜卑魏国随即形成了一股儒雅重文之风，其风气之盛竟然不让于衣冠文物荟萃的江南王朝。

帝国建立之前，关陇地区因为有周武帝灭佛，佛道两家受到毁灭性打击，儒学复习步伐较快，而山东地区佛教兴盛，江左却是儒道佛三教并存。帝国建立之初，先帝首兴佛道，不过考虑到中央集权的需要，考虑到中土一统的需要，考虑到周武帝灭佛的一系列深层次原因比如中央财政、汉虏同化、忠君孝亲的人伦道德、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儒学来解决，所以必须重视和推崇儒学，必须加快儒学复兴的步伐。

在这一大前提下，先帝以三教并重为原则，加快了儒学的复兴，而儒学复兴的主要政策就是崇儒和兴儒并行。所谓崇儒就是搜集整理儒家的典籍，推进儒学的南北合流，并大力搜罗儒学人才，重礼聘请，高官厚禄，集大儒名士于京都。所谓兴儒就是在京都和各地州县设置学校，以设学施教做为立国为政的首要任务。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共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