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权力和学术上的**,是对大秦科学技术的最大“摧残”。在一个权力社会,做官成为所有人的梦想,而科举考试是唯一的道路。
整个大秦社会,文化层面上明显是重艺术而轻技术,甚至将技术也变成艺术。在齐国,精巧的钟表是技术的典范,到了大秦,则成为艺术品,给它镶金带银,极尽装饰。玻璃,在齐国的应用以放大镜、显微镜和望远镜为最,当然,也用于装饰民宅,可在大秦,一些灵巧的工匠,却将琉璃加工成奢华的鼻烟壶或者名贵的雕饰。在儒家文化下,发明和科学本身并不会带来财富、声望和权力。而且,在思想上,大秦的读书人也缺乏必要的实证逻辑和研究定力。
早在春秋时期,《墨经中就有了有穷、无穷、无限小最小无内、无穷大最大无外的定义和极限、瞬时等概念。魏晋时期,刘徽首创的割圆术求圆面积和方锥体积,求得圆周率,他的极限思想和无穷小方法,是当时极限思想的深刻体现,更属世界首创。
而前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也独创了“隙积术”、“会圆术”和“棋局都数术”,开创了对高阶等差级数求和的研究。
特别是到了前明时期,数学发展水平达到了的高峰,出现了“垛积术”、“招差术”、“天元术”、“四元术”、勾股数学、弧矢割圆术、组合数学、计算技术改革和珠算等杰出成果,已经接近微积分的大门。但最后,却让齐国学者,通过对上述数学成果予以系统总结和延伸突破,不到数年时间,便开创了微积分学,然后洋洋得意地向到访的大秦学者炫耀。
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大秦社会,还隐有一种老庄思想,信奉“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甚至,还有咄咄奇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人家齐国在四十年前初立,羽翼未丰时,便大力开启民智,实施全面义务教育,以使民众通晓文理,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和明辨是非之智,也未见齐国“民之难治”、陷入“国之贼”境地?
荀子所著《礼论中提及,“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可是,在考察和探究齐国发展历程后,却愕然地发现,他们何曾遵循《礼论之言?
在齐国,仿佛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都是反其道而行,极力践行“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对任何能促进发展力的器物和方法,都在孜孜不怠地追求。
戴梓最后还给出了一个论断,我大秦之所以落后于齐国,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动机,而非缺乏能力,这是受限于社会总体环境,而并非由于我大秦子民天生才智弱于齐国人。
这齐国人,曾经都是一些什么人呀?那都是从我大秦大明逃难过去的饥民、难民!
我大秦要改革,要开启民智,要发展器物,更要全民崇尚科学。
“机器大行,则农工失业必重,然朝廷又将如何予以安置?”岳敬修沉默良久,喟然一叹,“我大秦自强之道,与齐国异也。齐国以商务为国本,我大秦以民生为国本;齐国之自强在器物与经商,我大秦之自强在爱民。齐国民数少,故用机器,而犹招揽我秦人以补人力之不足;大秦民数繁,故不轻言以用机器,穷民犹以谋生无路而多出洋之人。”
“天下初定,则生齿日众,事事仰给人力,尚多游手坐食之人,再以机器导其惰,聚此数十百万游民懒妇,何术以资其生乎?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倘若,机器渐行,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胜言矣!”
当陪同的一名齐国官员听到戴梓提及能否在秦国仿齐国模式,殖兴机器,大力发展工商业,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时,却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轻轻地回了一句:“你们的政治土壤,不太适合我齐国模式。”
戴梓闻言,愕然良久,随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贵而恶贫寒,每个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秦国人也不能免俗。
司马迁曾曰过:“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财富的平衡,金钱权力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威胁,因此历代王朝统治者都极力打压商人势力,重农而抑商,以农业消解手工业和商业,以“均贫”削减贫富差距。“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
观大秦治政,也未能脱离历朝历代之框架,对工商多少都存在打压和抑制之举。因为,商业毕竟是自由的产物,我天朝上国似乎自古便缺乏自由的土壤。
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商人从来就不是社会的主流人群,每一个工商业者都必须面对“一个时刻都可能被官吏借口执行律法而强加掠夺”的王朝。强大的集权王朝管制和阻碍了商业统治集团的创立,在这种情势下,似乎只有下层商业,市镇店铺和集场能有效作业。
像齐国这般“支持现代工商业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财产权作基础”,首先即与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相反,而后者正是官僚体系奉为天经地义的。
另外,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陆王朝的中央集权政治的特点是“产权不清晰”、“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当官吏们作威作福到无视律法,以至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所有人都在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
如果王朝**,君主暴虐,官场**,人们的财产随时都有受侵害的危险,那么,人们往往把资财的大部分藏匿起来,乡间地主和市间商贾的秘密地窖中积存的一个个巨大的银冬瓜,无不是对此最为直接的反应。
权力,历来就是**社会中最主流的法则。在这种权力为主导的社会中,基本不存在法律上的产权制度,“不患寡而患不均”,人们更关注财富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学而优则仕”,只要进人官僚体系,就可以抢占他人的财富,这实际是激励人们去走掠夺性的道路,并在财富的分配上极尽钻研,而不是自己去努力创造更多的财富。
相反,齐国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将人导向财富的创造,刺激每个人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形成一种正向激励。
大秦之弊,在于制度之困和人心之变,非一时之革新,便能涤荡清除。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