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们读书普遍讲究“精度”，皓首穷经是读书人惯常的态度和做法。但是，相对而言，“博读”却更能启发民智，广博的知识和通达的见闻，会使读书人更自由、独立，甚至由此得到某种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启蒙。

启蒙与阅读都必须经由个人独立完成，因此社会的某种启蒙运动，其实也是一种阅读运动，一种解放思想的运动。不论是欧洲的先知，还是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想家或者哲学家，他们灿若群星，以笔为剑，以书为刀，为近代或现代文明开光，为无数民众觉醒而启蒙。

齐天作为一个来自未来的灵魂，要努力将陷入黑暗中的华夏民族重新带到光明的世界，为华夏民族继续保持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深知启蒙民众，引导国民意识，建立民族概念，树立近代国家雏形，是一件多么艰巨而又非常有必要的事项。

启蒙，是对人的文明驯化，是关于现代和民族的精神操练；没有启蒙，就永远不能从精神上进入近代或现代，更不会有民族和国家的进步。一个未经启蒙的国家和民族，即使物质上实现了近代化，其精神也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纪或愚昧时代。

不过，在齐国境内，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思潮并非都可以不受限制的传播和扩散。在内阁政府部门中有一个不太起眼的机构民调处。这个部门除了有反谍功用外，国内任何言论和书籍出版也都会受到它的审查和监督。但凡有反对国王、反对内阁、反对齐国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以及有扇动暴力反抗的言论和书籍，都是被严厉禁止的，甚至会被逮捕和审判。

自古以来，权力与知识就是对立的，权力是野蛮的垄断的封闭的，知识则是文明的分散的开放的；权力来自暴力，但权力的合法性却来自知识。“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思想从来没有远离过政治，早在印刷书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图书审查；文字与“文字狱”的历史一直难分彼此。

齐国虽然没有秦皇的“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的焚书坑儒之暴行，也没有我大清“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梁谋”的滥造文字狱，更不曾有“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的恶劣行径，但多多少少会对民间舆论进行把控，积极主动地掌握“主流意识”的宣传。

“此乃邸报？”黄宗羲从方以智手里接过一份报纸，好奇地打开。

“这是我齐国文教部主持发行的《大公报。”方以智解释道：“此报，每旬发布一期，传诸于汉洲本土和各海外领地。其中，主要刊印境内外各类重大时事，以及本土和海外领地最新发展情况，甚至还有不少普通民生琐碎小事。如此，使得国中百姓对天下大事，都能有初步了解和获悉。”

“《大公报？”黄宗羲看到这份四开的报纸题头几个大字下面有一行小字“公开、公正、公平，是为大公。”

报纸上的内容主要刊登了最新境内外的消息，有齐国内阁政府颁布的《民法通典下发全国，有桂州今澳洲珀斯市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再创新高，也有海外领地吕宋发生的土人战争，更有来自大明的消息，去年八月，孙可望、李定国分别在除州、高邮遭到清军骑兵的机动打击，双双失利，不得不退回长江南岸；报纸的末版上面，甚至还有来自西洋的部分消息，如有关英荷大战的消息，奥斯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纷争……

“这报纸，虽然只有寥寥几页，数万言，但却涵盖了众多海内外大事，让人读罢，不免为之眼界大开呀！”黄宗羲草草浏览了几页报纸，然后不动声色地将其折叠成卷条状，塞入袍袖，准备有暇时细细研读。

“然也！”方以智点头说道：“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先生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当年所倡之事，可尽显于此报刊之中。我齐国民众通过报刊，不仅可尽早获悉政府的施政行为和政策动向，更能了解境内外发生之大事，开拓我民众视野，启发民间之智。”

其实，齐国刊印报纸的最大目的，是作为宣传工具和政府的喉舌，掌握民间舆论，可以说是为齐王为首的统治阶级利益集团服务的。至于，传播知识和文化，了解世界时事动态，第一时间让民众知道各地发生的新鲜事，那都是报纸带来的附属功能。

“想不到齐国偏居南方荒僻大陆，在筚路蓝缕建设中，且又与土蛮西夷相争之余，竟如此看重文治，启发民众。”黄宗羲透过琉璃窗，看着远处苍翠的山岭，心潮起伏，“齐国如此大兴数十年，必然能傲立南洋，雄起于碧波万里之上。”

“太冲先生，我家大王对你神交已久，想择日与你一晤。”方以智看着黄宗羲，眼中略带复杂的神色，“大王对先生所倡天下之法、工商皆本，以及公其非是于学校等几项主张甚为赞同。你来汉洲时日尚短，恐还未了解，先生所言学校之念，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皆与我齐国兴办的各级学堂之理念，极为契合。想来，觐见我家大王后，太冲先生于汉洲境内所感所惑之解，将大有裨益。”

“觐见齐王，本是我大明使者所任。”黄宗羲郑重地说道：“今日，得密之先生所言，更是恨不能立时拜见。齐王，真乃非常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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