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度日如年一点也不夸张，我现在正深陷于此种境地，没人愿意搭救亦无力自救。那辆公交车在我的眼球上跑来跑去，使我感到眼花缭乱，偶尔驶过的电动车朝我按喇叭，大概是问我要不要搭乘顺风车，当然不是免费的，这里的一切都在强有力地印证着那句老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只能缓缓摇头又摇头以表示拒绝。

人行道的树荫下坐着两位大妈，清洁工，头顶斗笠，身披黄色的环卫服装，电瓶车放置跟前。我那黑色的书包静静地躺在枯枝落叶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仿佛在规劝我不能坐以待毙似的，我能感到它的心情，曾经唯美的时光里，我为它写了不少感情缠绵的诗篇，将它比作贴身的爱人、温暖的旅伴，我想这些已足够了吧！真的，没有生命的死物往往比人更有人情味、更懂世间冷暖。

时钟已晃悠到了十二点，我得出发了。

我再次来到招工处，除了他再无一人，他问我怎么来得这么早。我并没有正面回答他，我已干渴得快要说不出话来了，不想多说话，只冒昧地问他什么时候能够面试，他回答说星期三。我瞬间爆粗口，妈的，当然没出声。

星期三？

我继续问:“能提前进厂住宿吗？”

“不能。得面试之后。”他没看我，盯着手机。

我知道泡汤了。我背起书包，对他说我口渴去买瓶水。我扬长而去，不再回头。我哪有什么时间跟你作这些无谓的消耗，我耗不起。工厂就是这样，用自以为先进的头脑制造出一系列繁琐的规章制度白白浪费打工者们的生命，在他们看来，打工者的命从来不值钱，事实却也如此，打工者的命本来就不值钱，在打工者本人看来也是如此。

我走到一座工厂的门前，正值工人下班吃饭，厂门外有买零食的三轮车，我拖着疲惫的脚步买了一瓶两块的矿泉水，一口喝了一半，剩下的半瓶我倒入了随身携带的太空杯里，扔了塑料瓶。看着蹲在马路边狼吞虎咽的工人们，我咽了咽口水。走到公交车站牌边，立住。车来了，我的两块钱又没了，我无计可施，只好返回旧地再做打算，一天的时间被公交车轻轻松松地颠簸殆尽。

这片区域，工厂林立，一栋挨着一栋。经过一座厂门时，透过车窗，我看见十几个中年人挤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其实，招工的非常多，当公车进入人烟稠密的街道时，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红红绿绿的招工简章，旁边坐着一个正在专心致志玩手机的招工者，或者一男一女在那打情骂俏，好像在彼此试探着晚上有没有同床共枕的可能，招工在他们只是一项应付式的公事，能不能招到工人倒是次要的，他们是双手白拿俸禄的特权贵族，只要躯体枯坐在那里就行，做不做运动都行，只要自家高兴、尽情，时间到了便各自滚蛋。

返回原地，我还得另转一次车。

清晨我路过这块站牌的时候，我不曾看见如我这般大包小包的人儿。现在是日悬中天，三四个年轻的少男少女拖着笨重的行李箱横穿马路，对面树荫下有人在悠闲地招工，我知道他们的意图。他们横穿马路不顾危险的举动在我的心湖上激起了几圈涟漪，城市的马路宽又宽，车子还那么多。我决定学一学他们的榜样，横穿马路不要命一次，因为我实在和他们一样有着相同的需求。

我站在路边左看看右看看，勇敢地走到了马路中间，等待适当的机会，好在我命大，成功站在了马路对面。我眯起双眼朝树荫下瞅了瞅，心底的不好意思又强出头作祟，我徘徊不前，好像树荫下隐藏着一只可怖的野兽。我故作玄虚地踱步至树下，居然没人，只有空调呼呼作响的劳务派遣办公室人影杂乱，生意兴隆的样子。

这两年来，我对“劳务派遣”四字一直耿耿于怀，始终不敢忘却它那副满面笑容牙齿狰狞的人类模样，它欺人太甚了。

当我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年轻而不谙世事的大男孩的时候，那年我大二，暑假时和高中时代的哥们约好，一块东去上海，见识见识，顺便挣几块买辣条的零花钱。当时，大家伙散落天涯，不在同一所大学，我们相约在贵阳会师，之后再出师上海。

参与那次行动的有阿亮，他绝对是一个十足敦厚老实的三好男人，既上得了厅堂，更下得了厨房，善良得不行快不行的，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大大男孩，此外，阿亮外带了一枚大学同学。小管也参与了，小管这人嘛，怎么说呢，有些小鸟依人的女性脾气，依的那个人便是阿亮。胡跃亦参与了那次远征，他吃尽了苦头，原本正享受安逸实习的他，竟也跳了进来，实为自讨苦吃，现回想起来我还能破嘴大笑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