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身份牌遗失，必须在两天内补上，不过要收取手工费。

十二户为一组，设组长一户。

十二组为一村，设村长一户。

十二村为一乡，设乡长一人。

十二户人家轮流做组长，一户做一个月。

重大问题上，若一户出现问题诛连十二户。

村长有十个组的村民选举产生，三年选举一次产生新的村长。

乡长同样有全乡所有村民选举产生，三年选举一次，最多连任两次。

若有陌生人进入村子，必须检查此人身份号牌，没有身份号牌要进行登记并上报。

组长有事找村长，村长有事找长乡，乡长有事找县令，任何人不能懈怠，更不能故意刁难，违者重罚！

……

在杨廷麟心里，乡村和保甲里甲类似，只是规划的更加仔细，更方便管理。

可是这个身份号牌却让他眼前一亮，京畿地区实行身份号牌后，人们拿着身份号牌完全可以自由流动。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自家地种完后可以去其他地方帮忙，能够获取相应劳动报酬，百姓就多了一份收入，生活肯定会变得更好。

古代对人口流动地管理也十分严格，毕竟人口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军事、经济等综合因素。

有了人口才有徭役、赋税和兵员，所以百姓们有了另类的身份证：户籍。

也就是将你的详细信息登记在册，朝廷好找你收税。

但户籍都是官府登记在册，只证明这个地方有这个人。

百姓们并没有类似身份证的证件来证明自己，而且户籍制度反而限制了百姓的自由。

由于技术有限，财力不逮，每统计一次户口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

如果让古代百姓们像我们今天一样随意移动，那就会出现本地有户籍记录，但无人员可以征税、征兵。

而流动到外地的人员，因当地没有他们的户籍资料，也无法对其进行征税等行为。

所以朝廷也规定户籍地上登记在册的人，禁止随意移动。

没有了人口流动，百姓们也不出远门，大家身边就都是熟面孔。

朝廷还每十户抽选出一个保长，从基层对百姓进行管理，乡里乡亲的更了如指掌。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百姓开始有照身贴，最后商鞅逃难时也是死在自己规定的制度上。

秦国之后，老百姓基本上没有了身份象征只有户籍，但官员基本都有象征自己地位的牌子。

比如虎牌，鱼牌，龟牌，玉牌，象牙牌等等，僧人出行有度牒，商人读书人出行有路引。

但这些和普通百姓基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基本不出村，甚至有人一辈子都未去过县城。

可是明末乱世天灾**流民遍地，为了不被饿死，流民到处乱跑，甚至大明京师都涌进数十万流民，这时户籍基本成了摆设。

在土改之前，想在京畿地区实行身份号牌制度基本不可能。

可现在流民已经全部被安置，京畿地区已经稳定下来，完全可以实行身份制度。

杀贪官斩勋贵，虐建奴平流寇，大力救灾，土地改革，似乎少年天子无所不能。

杨廷麟心里激动，急忙再次拜服在地：

“圣上英明，臣明日即通知顺天府各州县，严格执行陛下旨意，尽早让京畿地区百姓获得身份号牌，以后刺客和奸细只要进入顺天府，会立即被发现！”

朱慈烺扶起杨廷麟又道：

“爱卿平身，无论是官员勋贵，还是家丁佣人，顺天府每个人都要有身份牌，需要时方便查验，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