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大汉的赋税承袭秦制，但鉴于前秦灭亡的教训，减低了田赋的税率,先规定十五税一,以后又减为三十税一。除田赋外，还另有“算赋”、“口赋”、“更赋”等人头税。算赋开始于高祖四年，民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每人均出算赋钱, 一百二十钱为一算，贾人及奴婢加倍,出二算。到了惠帝六年减轻算赋三分之一。口赋是未成丁的人口税，孝武皇帝在位期间朝廷对外用兵频繁,导致国库匮乏,于是令民三岁至十四岁出口赋每人二十三钱。”

“此外，朝廷还规定民二十岁开始服徭役，到五十五岁免除，不服役的可一个月出钱二千，谓之更赋。此外，朝廷还征收户赋，户赋是在封君食邑内对民户征收的一种税，每户二百钱，供封君列侯享用，不直接列为朝廷的收入。”

“到了如今，在朝廷的收入之中，主要税收是田赋和人头税，另有名目繁多的商税和山木等杂税。其中包括有对商贾手中积存的钱财与货物征收“算缗钱”，对车船所有者征收“算车船”；对买卖的马牛羊等牲畜征收牲畜税，盐、铁、酒税（或专卖）等；还有货物通过税即关税和对市肆、额征收市租。”

大司农耿寿昌洋洋洒洒说了大半个时辰，天子刘洵听得非常认真，也肯定了自己的想法：大汉朝廷征收的商税太少了！

如此一来，即便是民间商贸大兴，朝廷也征收不到多少税赋，大头都被民间的门阀士族和豪强收入囊中了，天子刘洵意识到自己的富国强兵之策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让那些豪族变得越来越肥！

接着，少府卿霍利也为天子刘洵解说了一些关于朝廷赋税的情况。

早在前秦时期便有成文法典《秦律》，其中有关财政税收的法律有《田律》、《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仓律》、《工律》、《徭律》等。对征税的对象、品目、税率、纳税人、处罚等都有明确规定。

而大汉在秦律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加完备。当年孝武皇帝任用张汤、赵禹等人制定的律令就有三百五十九章之多，对执法犯法官吏的制裁也更加严厉。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在均田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完善。到了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之风日盛，在不断清丈田亩、整理地籍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地、户、丁税的合并征收，并加强商税和盐、茶、酒等货物税的征收制度，从而使商税与货物课税成为中国封建末期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听了许多之后，天子刘洵不由得想到了后世历朝历代的赋税制度。

随着华夏手工业的发展，到了宋代以后，工商税逐渐收成为各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课税范围日渐扩大。就征税物品来说，宋代有谷、帛、金银铁、物产等四类二七品。还有盐、茶、酒、矿产税课或专卖，对内有关市之税，对海外商业有市舶课。

到了后世明清两个时期，进一步对工商各税课征，沿江河口岸设立关卡征收关税。满清设户部税关、工部税关数十座，征税对象包括衣、食、用物及杂货等项，还兼收船税。此外还有落地税、牙税、当税、契税等杂税。

由此，天子刘洵联想到眼下门阀士族和豪强的情况，这些豪族掌控了海量的工坊、商铺、商队等等，涉及了眼下能够赚大钱的各行各业。

所以天子刘洵心中清楚，即便自己开始对商贸征收重税，对于民间普通百姓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出血最大的便是门阀士族、豪强这样的豪族！

不过天子刘洵也非常清醒，自己一旦开始对商贸征收重税，便要制定好法律制度，防止门阀士族、豪强将朝廷征收的赋税转嫁到平民百姓的头上，以免自己好心办坏事！

于是，天子刘洵对大司农耿寿昌和少府卿霍利说道：“朕听了二位爱卿的讲述，觉得眼下朝廷征收的赋税之中，人头税和田税占了绝大部分，与眼下商贸大兴的情况非常不符！所以，朕决定增收商税，并且开始核查门阀士族、豪强、商贾的财产、产业规模等等，为开征新商税做准备！”

大司农耿寿昌和少府卿霍利闻言顿时胆战心惊，二人惊呼道：“天家这是要重现孝武皇帝的手段！”

大司农耿寿昌和少府卿霍利所说的便是当年孝武皇帝以告缗为手段，重击商贾的事情。当年孝武皇帝以此为手段，几乎将大汉商贾豪族一网打尽，虽然大大增加了朝廷的收入，但是也让大汉的商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直到孝昭皇帝时期，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大汉的商贾阶层才缓了过来。

所以此时大司农耿寿昌和少府卿霍利听了天子刘洵的话，都是吓了一大跳，还以为天子刘洵是急于弄钱，想要走捷径了。

天子刘洵看着二人的样子，大笑起来，说道：“二位爱卿不要多想，朕并不是想要再次实行告缗，而是想要改革大汉的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