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马良瞥了眼杜琼，说道：“且不法氏族也已被逮捕，不论其背景如何。”

马良手握持节，麾下又有一千五百名的吏卒，凡事地方上查出隐户口以及兼并土地的桉件，直接带兵上门去抓。不管其背景如何，不论其出身如何。其中就有抓到蜀郡杜氏杜琼的旁支杜岳，杜岳依仗太常杜琼的名声，狐假虎威，行违法乱纪之事。

马良上门时，他还试图让部曲、宾客抵抗，直接被马良带来的吏卒当场擒获，扔到监狱里，等秋后问斩。其家卷需发配陇右时，杜琼念及族人之情，还准备救下，准备被马良当场怼了一顿，责问杜琼是否也隐藏户籍，是否与杜岳同流合污。杜琼不敢阻抗，硬着头皮敷衍几句，带着人便走了。

经过马良雷厉风行的大整治后，蜀中豪强为之胆颤，再次回想起诸葛亮执政时期，皆不敢行不法之事。在各级郡县长官的协作下，蜀中风气大为改善，往日在册百姓皆重归档桉。

雷霆手段之下，亦有大汉的恩抚。在费祎的主持下，费诗及蜀中郡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下，脱漏军籍的数千名士卒重回军籍，免其无罪，只惩处罪重之人，安定了人心。

刘禅合上马良、董允所上的奏疏，叹了口气，说道：“自朕继位以来，多是爱民，没想到至今仍有此种之事发生，实令朕痛心啊！”

刘禅倒不是对吏治出现问题而难受，毕竟吏治的问题永远无法根除。其痛心之处在于部分百姓愿意入豪强、士族之下为宾客、佃户，却不愿在汉为民而感到难受。

虽然有豪强兼并土地的推动，但其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些年频发的战事，导致大汉徭役以及赋税过重，百姓耕种时间减少，而赋税不减，这让贫穷的百姓不得不躲避赋税及徭役。

见状，蒋琬宽慰说道：“陛下仁以爱民，巴蜀百姓亦乃知之。然战事繁重，于农不利，百姓离散，隐没户籍，实属正常。若是赋税减轻，少发徭役，行名田之制，百姓自当安居。”

实如蒋琬所言，大汉虽减少赋税，但亦不过比魏吴好些，但与安定时期相比，还是颇重。还需减免赋税以及少发徭役。

如人头税即口赋，两汉和平年间，钱出二十，从七岁起征收。汉武帝时期，因对匈奴战事，缺少支出，七岁降到三岁征收，且在二十钱的基础上，多征收三钱，作为军马粮刍的费用。

到了汉末时期，口赋从一岁开始起征收，百姓多不敢申报家中子嗣，因此战乱时期每户的人口在减少。对此三国政府也采取了统一的政策，即用户税取代个人的人头税，来降低在册人口的减少所带来的影响。

大汉数年前推行限名田制亦是如此，实施户调，辅之田租。同时为繁衍人口，大汉降低或免去未成年少男少女的部分田税。但根本上只是降低了些许的赋税，就如同后世万元房价，减少了几百元或千元一样，没有质上的变化。

不过总的来说，相比之前大汉是有进步的。接下来等到荆、湘、交三州安定之后，三州赋税上交，田租入库，大汉或许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减轻对国内百姓的压榨，赋税减少之后，对于巴蜀以及西北地区上的经济以及人口恢复多有裨益。

沉吟少许，刘禅看向蒋琬，问道：“尚书令，今后数年，国不举兵，以修养生机为上。是故朕欲减免赋税，滋生人口，让百姓得一旦夕之安乐，何如？”

蒋琬听出了刘禅的意思，拱手答道：“陛下心怀百姓，臣当遵之。”

刘禅这几年不动兵，减少赋税，乃是从根本上为大汉考虑。从攻略河东失败，大汉连续三、四年发十万规模的大军远征，不仅耗尽了过往积蓄，也使得国内百姓穷困，或让贫穷百姓逃避赋税、徭役。

再这么打下去，基本会伤了大汉的筋骨。积蓄几年，百姓有余粮，国有存粮，再发动战争，也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至于休养生息的时间，刘禅心里也有谱，就是之前和邓艾所言，少则三年，多则五年。三到五年可非刘禅拍脑袋而来，按照农业时代的定律，如《盐铁论所言：“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蓄，九年耕而有三年之蓄。”

也就是说百姓三年正常的耕种，能有一年积累下来的口粮，这些口粮用于防范突如其来的灾难或是**。

当大汉积蓄三年出兵，也就意味着百姓手上有了盈余的粮草，即便因战事，荒废了耕种，田亩歉收了些许，不至于导致百姓穷困，从而发生躲避赋税的事情。这样也不会导致出现在册人口或户数的减少，不从根本上损伤大汉。

刘禅微微颔首，说道：“既然如此，减免赋税之议交由蒋卿草拟，尽快布之于天下，以让百姓知我大汉恩典。”

“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