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这时期出版图书,也是看销量的,一本书的销量好,往往会给作者包个大红包,发一笔大钱当奖金。
所以,陈汉原也好,戴伟宇也罢,都把曹志强当做是突然暴富的年轻诗人。
这种突然暴富的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也在正常的理解范围之内。
虽然说,一开始的时候,陈汉原也好,戴伟宇也罢,都表现的有些拘谨,说话也比较谨慎。
但余德利长袖善舞,是这种场合的老手,尤其是劝酒方面,那更不是曹志强能比的。
等余德利搞了几通文人爱玩的行酒令下来,大家已经不知不觉的喝了五圈,平均每人喝了五杯红酒。
这之后,气氛就开始活跃起来,不但开始互相称兄道弟,嘴巴也开始管不住了。
本来呢,余德利的想法,只是想通过喝酒,来加深彼此的感情,并没想套话的意思。
但人跟人不一样,有些人喝多了,就藏不住话,甚至你不问,他自己就往外吐东西。
比如佐田雅志,他最年轻,酒量却最差,只喝了五杯红酒,就已经满脸通红,迷迷糊糊了。
接下来,他就开始自己说出他为何出现在这里,以及大吐苦水。
原来,他这次来这里,是为了跟陈汉原跟戴伟宇俩人,谈一部电影的版权问题。
想当初,佐田雅志跟他父亲雄心勃勃,举债在这边拍了大量素材,要拍一部中日合作的纪录片电影。
原本这是中日合拍,但到后来,基本都是佐田父子花钱拍摄,中方没怎么出钱,所以这部电影的版权,其实在佐田雅志手里,而且这部影片一开始就打算在日本上映,是拍给日本人看的。
再后来,这部纪录片电影,于1981年在日本上映,名字就叫《长江》,或者叫《映画长江》。
本来呢,佐田雅志是想靠这个纪录片一炮而红。
谁知道这部描写华夏长江沿岸风俗的纪录片,在日本的上映并不顺利,票房十分惨淡。
二十八亿的拍摄资金,总共只收回了五亿,这还没算贷款利息!
这种情况,导致佐田雅志负债累累,情况十分窘迫。
这么巧,国内的央视,反倒受到那部电影的启发,想拍个电视剧系列的纪录片,取名叫《话说长江》,而负责这个案子的,就是陈汉原跟戴伟宇。
不过呢,拍这个纪录片要很多资金,所以陈汉原就取了个巧,多拍岸上的人文镜头。
但一些比较费钱费力的航拍镜头,还有一些大范围的广角镜头,他并不想自己拍,只想直接拿佐田雅志的那部纪录片电影《长江》的片段,来借鉴一下。
由于日版的电影纪录片《长江》已经在日本上映,而且中日最近的情况也是蜜月期,所以陈汉原就联系到佐田雅志,找他来商量“借鉴”影片片段的事情。
佐田雅志现在呢,由于拍了那个《长江》纪录片,正是负债累累的时候,所以也希望能再把他的纪录片卖个好价格,最好是能在国内上映,多赚点钱,于是就嘚啵嘚的再次来到这里。
结果来了之后,双方谈判却陷入僵局。
佐田雅志的意思,是想把《长江》这部电影的版权卖给央视,然后在国内上映,价格可以好商量,给个友情价就行。
但陈汉原代表的央视,却不这样想。
陈主任的意思,只是想借鉴一下纪录片《长江》中的一些片段,尤其是那些波澜壮阔的航拍片段,充实自家的电视剧。
就是说,陈主任既不想在国内上映电影,也不想掏钱买版权,只是想征得佐田雅志的同意跟授权,让他们随意借鉴。
实际上,就目前国内的形式,由于还没有著作权法,就算陈汉原直接抄袭,不,借鉴一部日本纪录片的影片片段,也是没啥问题的。
只是央视毕竟要点脸面,加上这个《话说长江》的纪录片,是要全国放映的,多少要顾虑点形象,这才找来佐田雅志。
一个要卖钱,一个想白拿,双方在借鉴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于是第一次谈判,双方不欢而散。
这一次,是第二次谈判,而且是陈汉原跟戴伟宇主动来这里谈,而不是跟第一次那样,让佐田雅志去央视办公室谈,表达了一种充分尊重。
佐田雅志本来心情挺好,以为对方想通了,服软了,肯花钱买了。
谁知道这次见面后,说来说去,态度虽然不错,可还是想白嫖,而且是要征得他本人同意的白嫖。
这就有些太过分了。
佐田雅志虽然对夏国感情很深,中文也很溜,但不等于他喜欢做冤大头。
当初拍摄《长江》纪录片的时候,本来说好是中日合拍,结果到最后,基本都是他自掏腰包。
为此,他还从一个曾经的富二代,变成了现在的负二代,连累父亲的公司都抵押给了银行。
现在的佐田雅志,那是负债累累,每天都要想办法还钱。
当初举债拍摄的心血,在日本上映的票房不好也就罢了,但你这里要拍纪录片电视剧,居然还要白嫖我的电影片段,这就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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